1977年恢复高校招生考试，至今已过去40个年头。我作为77年参加高考的幸运儿，也于2015年8月28日正式退休。说自己是幸运儿，并不仅仅因为我考过了国家分数线，更是因为体检顺利过关，没有重现“血压高”的噩梦。1976年6月我因体检“血压高”失去了工农兵上大学的机会。40年过去了，77年高考前后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些非常事，至今令我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我是1974年6月底，于莱阳县赤山高中（当时一个公社办一所高中）毕业回姜家夼村务农。回村麦收结束后，大队按照公社分配名额，推荐我到莱阳农学院学习修理拖拉机。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毕竟拖拉机当时在农村是稀罕物，拖拉机修理更是神秘而令人向往。
到莱阳农学院报到的当天晚上，学院举行了开班典礼。礼堂主席台上方横幅上写着《烟台地区第一期农机修理工专训班》。至此我才知道，培训班不是莱阳县组织的，而是烟台地区举办的，时间为3个月。农学院领导非常重视，为我们专训班配备了优秀教师。我记得教发动机的是张家玉老师，教电器的是周长志老师，教底盘的是唐匀平老师，还安排了年轻教师带我们实习。校内理论学习见习两个月后，我们又到莱阳东山拖拉机修造厂跟着工人师傅干了1个月的修理工。总之，3个月的学习收获很大，不仅学到了知识技能，而且还向老师、工人师傅学到了精益求精、不怕脏累的敬业精神，这种精神使我终生受益。
1974年10月初，专训班结业后，我回到本村西大院（村里的铁匠铺、油坊、面粉厂、弹花厂、钉马掌等都集中在院里）上班。平时也就干些杂活，因为村里仅有的2台12马力拖拉机，都有专门驾驶员，不需我维修。回村后听说，我去农学院学习不久，公社教育组要我去赤山联中当民办教师。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李长岳表示，村里想培养我，将来送我上大学。此事我求证过长岳书记，他说确有此事，让我经得住考验，好好干，为青年人做个榜样。尽管当时我能够从正面看待失去的这次机会，但心里还是有点失落感。
转眼到了1974年底，生产队改选领导班子，我被选为第十一生产队队长，同时被选为村团支部书记、民兵连副连长。农学院3个月的专业学习派不上用场了，面对现实，只能一心一意回生产队干队长了。
回队一干就是两年。生产队长是当时农村最难干的角色，不但自己要起早贪黑，任劳任怨，不怕苦不怕累地干在前面，还要组织安排好全队各项生产活动，确保丰产丰收，秋后交上公粮，让38户社员吃上口粮。两年中脱了几层皮，手上的老茧一茬接一茬，当队长期间的酸甜苦辣，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好在这两年通过我和两位搭档（政治队长和副队长）的团结奋斗，社员们的齐心协力，第十一生产队穷则思变，由全村倒数第一跃升为全村第二名。我个人也被评为村、公社的先进分子，被评为优秀团支部书记，并于1975年10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可谓苦并快乐着。
1976年5月开始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我被大队推荐到公社，经公社研究，又被推荐到莱阳县。此时我从心里觉得队长没白干，再苦再累也值得。接下来的体检却给我当头一棒。6月份体检测量血压时，医生说我血压高，不合格。在带队的赤山联中校长宫德国的强烈要求下，医生同意下午再为我测量一次，并嘱咐我中午喝点醋，好好休息一下。中午饭没吃好，但强迫自己喝了两大碗散装醋。怎么也不相信，74年高中毕业前差点选上空军飞行员的我，当了2年队长后会血压高。众所周知，选飞体检要求远远高于上大学的体检标准。我在公社卫生院、万第片医院、莱阳中心医院选飞体检都合格，最后一关在烟台警备区特殊项目检查时因胸部杂音过高而遭淘汰。不管哪级体检，血压都是正常，百思不得其解。下午3点，忐忑不安地来到医生面前，再次测量血压，不但没降，反而更高。当时情绪一落千丈，心里特别难受，此事对我打击之大堪比初二失学。
初二失学，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全家7口人，只有我父母2个劳动力，且我母亲长年有病，我家连年欠生产队的口粮钱。无奈之下，父母决定让我下学挣工分帮助养家糊口。对我这个不满15岁，渴望读书孩子的打击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哭了两天抗争，但无法改变当时的家境。作为长子的我，最终接受了父母的决定，下学赶牲口挣工分。教过我的李瑞敏、李殿文等老师，轮番登门做我父母的工作，说我读书用功，成绩好，不读书实在可惜，将来必定后悔。父母见我整天闷闷不乐，两眼无光，日渐消瘦，加之老师们的再三劝说，他们终于在我失学3个月后，同意我复学。这次失去工农兵上大学的机会，以后还会有上学机会吗？没人能回答我。
心里懊恼，但生活还要继续下去，队长也得干下去。难过之后，我逐渐从悲观的沼泽地走到了阳光下的绿草地，决心扎根农村，在农业战线干一番事业。
1976年9月初，公社教育助理张廷利找到我村支部书记李长岳，说李德民既然没能上大学，公社想让他到赤山中心联中任民办教师。村支书满口答应，说他已经为村里年轻人做出了榜样，我们不能再耽误他了。村支书跟我两位搭档一说，他们明确表态，支持我当民办教师，决不扯后腿。就这样，在生产队还在忙秋收秋种的关键时刻，我去赤山联中当了民办教师。我终生感谢村支书李长岳，感谢我的搭档李风昌、李忠德，在他们为我送行时，我百感交集，当众流下了眼泪，这眼泪是从心底流出来的。
后来得知，74年在莱阳农学院学习时公社调我当教师、76年工农兵上大学不成又调我当教师，都是因为高中校长王新成、李风西等老师们极力推荐我。他们之所以极力推荐，一是因为我高中两年品学兼优，当了两年班长，毕业时总成绩第一；二是我写过几篇像样的开门办学调查报告和一篇小说《榆山战役》，尽管当时没条件发表，但给高中领导、老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高中校长、老师们。是他们不舍不弃极力推荐，才使我获得了第二次当民办教师的机会。
1976年10月10日，我到赤山中心联中报到，担任十一级五班班主任、语文教师，兼任语文教研组长和十一级级部组长。报到后第二天就领着学生搞复收。复收就是发动学生翻地，将社员秋收时遗漏在地下的地瓜花生等收集到学校，加工处理变卖，换点钱助学。半个月复收结束后，开始上课。对我来说，扔下锄镰镢头，拿起粉笔板擦讲课，还真不是易事。那段时间可以说是我一生中学习最刻苦、效率最高的时间，既要向书本字典学习知识，又要观摩老教师讲课，获取教学经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按规定上岗前应到莱阳师范培训三个月，但我没经过培训，直接从生产队到了学校任教，大概是因为当时缺教师吧。没经过培训，更逼迫你抓紧学习，自我提高。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领导和老教师的指导下，我的教学能力和水平提高很快，十一级五班在我的调教下，班风和学习成绩都有了很大提升，尤其是语文成绩名列同级六个班之首，得到老教师好评和领导的多次表扬。这段时间可谓顺心顺意，眼前一片光明。
1977年10月21日早晨，从广播中听到了恢复高校招生考试的消息，当时围在食堂前吃早饭的青年教师欢呼雀跃。我高兴但不兴奋，我担心自己的“血压高”成为上大学的绊脚石。这期间，我很少参与高考话题的讨论，更没有高考的欲望和行动，只想当一名称职的语文教师。
11月初，时任吕格庄戴帽高中班（为就近上学，公社在吕格庄联中每级设了两个高中班）的语文教师王永强提拔为教导主任，公社教育组决定另选一名教师去吕格庄教高中语文。怎么也没想到去吕格庄的人竟是我。当时感觉压力太大了，毕竟自己教龄短且没经过培训。但又一想，去吕格庄也好，可以减轻赤山联中教师高考复习给自己造成的压抑感。其实不然，报到后我才知道，吕格庄报考的教师更多，复习热情更高。除了我和一名眼睛不好的教师没报名外，大家都报了名。到吕格庄后，领导不仅安排我教高中语文，还安排我教两个高中班的政治课。这真是赶着鸭子上架，叫苦都没时间。好在我不准备高考，尚可应付两门课程的教学工作。
高考报名汇总到公社，时任赤山高中校长的李风西（我们同村），得知我没报名，费了很大劲通过公社总机把电话转到了吕格庄，问我为什么不报名。我告诉他我血压高，加之教学压力太大，没时间准备，不想报考。他在电话里直截了当地说，你考上了，即使身体不合格上不了大学，学生老师也会高看你，但你不参加高考，别人就会认为你不敢、你不行。他话语不多，但我觉得很有道理。我答应他报名试试。就这样，我报了名，填报第一志愿北大中文专业，第二志愿南开历史专业，第三志愿复旦新闻专业。现在想想，真是可笑。当时不是自不量力，而是根本就不知道大学什么样，报啥学校合适，这三个志愿还是老师们帮我选的。
当我把报名表送到公社时，离高考还剩不到20天时间。接下来是一边上课一边复习。当时也没什么复习资料，各科只有赤山高中教师编写油印的两三页复习提纲。庆幸的是我教高中语文和政治，看参考书备课、写教案、批改作业等，与高考复习并不冲突。事实也证明高中这段时间教学对高考还是大有裨益的，尤其是政治高考卷中有两个题是我课堂上讲过的。
时间短，任务重，白天应付教学，真正复习时间只有晚上。每天晚上都要熬到深夜，疲劳至极。为防止瞌睡，我和同学李庆强（后来任莱阳老干部局副局长，现已退休）一起在他床上复习，互相提问，互相督促。有天晚上实在熬不住，手夹着烟睡着了，烟头把他新婚被子烧了个大洞，直至烟把我们熏醒。我俩把被子放在地上用脚踩，火越踩越旺，没办法只好用水浇灭了。事过境迁，现在想想很有趣，但当时却觉得不吉利，不是好兆头。
对我来讲，不吉利的事还在后头。去莱阳四中看考场的头天下午，大家说打打篮球，换换脑子，我也加入其中。其实我不好也不会打篮球，上场纯属释放压力。打了几分钟，篮下抢球时被撞倒，左脚被坐在屁股下，顿时两眼冒金星，起不来了。当同事脱下我的鞋袜时，发现我左脚背骨已错位，鼓起一个大包。同事立即找到吕格庄村的老教师贾同贞，让他陪我找他村的民间接骨匠。以前有学生受伤，曾找她治过。李庆强、贾同贞和两位青年教师用拉煤的板车，把我拉到接骨匠家。女接骨匠，50上下，非常干练，立即拿出面板和小凳，让我坐小凳，把左脚平放在面板上，吩咐青年教师抱住我的腰，按住我的肩膀和左腿。她反复摸我的脚背骨，然后跪在我脚前，两拇指用了“洪荒之力”，将脚背突起的骨头按下去，随着“咯吱”一声，骨头复位，我额头冒出了豆大的汗珠。据说她这手艺是祖传的，方圆几十里很有名。略作休息，她从桌柜里拿出6包粉红色纸包的药，告诉我每天吃两次，一次一包，回家可以用白酒擦，用旧棉花熏烤。脚已经肿得穿不上鞋，只好用围脖包了包，坐着板车返回学校。
晚上李庆强骑自行车送我回家，我把准考证给了他，让他明天代我看考场，并约定后天由他带我去考试。母亲看着我肿得像馒头似的左脚说，你不要麻烦庆强了，你考前出这码子事，不吉利，去也考不上。我心里非常懊悔，但还是决定去参加考试。
庆强走后，我立即用白酒擦，用旧棉花烤，第二天一天服了三包药。但到考试出发前，左脚不但没消肿，反而肿得更历害，连袜子都穿不上。好在我母亲从邻居家借的大毡窝，还能勉强把脚塞进去。穿着大毡窝，被人扶着进了考场，自己都觉得怪怪的。接下来的两天半考试还算顺利，感觉考得还可以。但我母亲说的那句话，却一直缠绕在我的心头，心里的阴影驱赶不散。
1978年1月底，接到体检通知。这次到莱阳体检，检查非常顺利，各项指标完全合格。我如释重负，高兴万分，感觉上学的机会越来越近了。
1978年农历正月二十日，教师在赤山高中考试。我交卷后，出门见到了等在门外给我送通知的宫德国校长。打开信封一看，才知道被录取在烟台师范专科学校英语专业。心里又喜又恼。喜的是自己被录取了，恼的是被录取在英语专业。高中我只学过一本英语小册子，学得还不好，怎么到大学里完成学业？宫德国校长安慰我说，可能学校发通知时写错了，先报到再说。别无他法，也只能如此。
1978年3月4日到烟台师专报到后才知道，通知书并没有写错，我们英语77级3班23名同学，大多数没报英语，都是从中文转过来的。当时国家不重视英语，好多农村中学根本就不开英语课，导致英语生源严重不足，只好以非英语专业考生替补。正式开学后不久，我便找到系领导，死缠硬磨要求转到中文去。英语系李云清书记不仅不同意，而且严肃批评了我。说你当班长的不能带头转专业，应带头安心学好英语。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学英语这点困难吗？她是十几岁入党的老党员，如此要求，并不为过。她的批评教育彻底打消了我转专业的念头。
转专业不成，只好静下心来安心学英语，幸亏我有由修理工转任队长、由队长转任教师的经历，很快完成了角色转变，加之系里为我班安排了教学优秀、经验丰富的周兆琪、宁月谨、孙成革等老师，我英语学习进步很快。教师学生公认，二年英语学习，成绩我不是最好的，但却是学习最刻苦、提高最快的学生之一。
1980年1月，我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成为77级22名留校生中的一员。
留校后，我先后从事过教师工作、教学管理工作、人事工作、工会工作、设备管理工作、党务工作、资产管理工作等，先后任过教学干事、人事处副处长、工会主席、设备处处长、学院党总支书记、后勤处处长、资产与后勤管理处处长、校长助理、副校长。从78年3月入学到2015年8月退休，我在鲁大学习工作生活了38年，见证了母校从师专到师院到鲁大发展的全过程，参与了争取硕士点、更名综合性大学、争取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等重大项目的论证建设工作，为鲁大发展贡献了毕生的力量。我打心眼里为自己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鲁大人”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退休了，在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的时候，回忆高考前后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往事，对我人生很有启迪。顺境也好，逆境也罢，能磕磕绊绊走到今天，我认为就是积极乐观的心态在支撑着我向前看，往前干。我伤心过，懊恼过，情绪低落过，但从来没有失望，更没有绝望。不论是高考前后发生的这些非常事，还是留校后多岗转变遇到的挫折和困难，我都是积极乐观地从正面去应对、去化解、去面对一切，从不怨天怨地怨父母。积极乐观是我一生的力量源泉，也是我的处世之道。今后，我还将积极乐观地过好退休生活。
作者简介：李德民，男，1955年出生，山东莱阳人。鲁东大学原烟台师范专科学校77级英语系学生。毕业后留校工作，退休前任鲁东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授。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曾获山东省高校系统优秀共产党员、山东省后勤管理先进工作者、烟台市优秀共产党员、区优秀人大代表等称号。芝罘区十四届、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人大代表。
77级李德民、孙渊鲲和王崇增3位同学毕业前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