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时常夜里做着一个美轮美奂的梦，母校（鲁东大学，原烟台师专）院内的一草一木，教学大楼、食堂、操场……时隐时现，历历在目。也许是两年的校园生活，人生的转折节点给我留下的深深烙印，在后来的日子难以忘怀，心情激荡。

初心

1977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全国高校招生政策面世。当了两年民办老师的我，做梦都想成为正式老师（吃公家粮的）。时来运转，是党的政策、是小平同志给了我们这代人机会，终于，可以参与公平竞争，有希望上大学了。那年我19岁，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挑灯至深夜，经过一个多月复习，可以说是临阵磨枪，紧张而激动的我走进了考场。毕竟这是我国第一次实行冬季高考，天虽寒冷，可考生的心是热的。据说，全国500多万人赶考（后来得知录取比例29：1），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有“老三届”、应届、往届高中生，考生数量多，成分也复杂，我从内心担忧，怕考不上丢人，因自己毕竟是初中老师，且教龄两年了。当高考预选通知下来后，心情稳定了许多。我志愿填的是烟师，我想，“文革”十年，教育是“重灾区”，在“读书无用论”等错误思潮的影响下，师资队伍严重匮乏，我们这一代受到了冲击，不能再影响下一代，所以，当一名人民教师一直是我最大的理想和追求。

不久，我接到了上大学的通知，心里一块石头落地。激动、兴奋、流泪，一连好几天睡不着觉，左邻右舍称赞，亲朋好友恭贺，甚至四邻八乡传开了。

记得开学是正月的一天，在众亲友的簇拥下踏上东去的列车。烟师坐落在美丽的港城烟台南郊，那时的校园不像现在的鲁大这样气派，简陋的教室、陈旧的桌凳，连中央大道及南侧的操场都是沙土铺垫的。我被分到化学系77级一班，同学们大多来自农村，年龄跨度较大，小的十七八岁，大的是两三个孩子的父母，其中5个女生中就有3个当妈妈的。大家生活条件差不多，家庭都比较困难，但那种求知若渴的报效之心十分强烈，或许是因为高考恢复圆了这代人的梦吧。

学校的学习生活紧张有序，白天上课，晚上自习，同学们积极向上、刻苦认真，连星期天都泡在图书馆和实验室。大家生活十分拮据，每月17.5元的生活费（当时师范类高校算高的）、33斤粮，每顿三两三的面食（粗细搭配），外加一小碗炒菜。说实话，我常常吃不饱，饭量大的同学更是不够，总喜欢挤到女同学桌上吃（因女生饭量小，能余点给男生吃）。

到了周末，系里唯一的一台黑白电视机前往往挤得水泄不通，就连操场上放的露天电影也要提前抢占地方。

两年的大学生活很快结束了，算起来，我们都是幸运儿，毕业时不像现在得自己找工作，国家统一分配。因为“十年浩劫”，各地的大学毕业生成了“香饽饽”，好多中学校长听说后都跑教育局好多趟了，纷纷抢着要老师。

因为是冬季入的学，77级延至1980年初毕业，那年，我被分配到潍县（现潍坊市寒亭区）一所公社高中任教。那月，我第一次领到工资（月薪37元），那日，我第一次把工资交给父母，全家人高兴地念叨，“还是共产党好，还是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好！”

与同学见树平（左一）在烟师数理化教学楼前留影（1978年）

支教

在中学任教的那段日子，教职工对77级毕业生大都刮目相看，工作的第二年，我被校领导推荐当了团委书记，是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上积极分子的我，默默地发誓，要更好地工作，用实际行动报党恩、报母校的培养之恩。这年，遵照中央的指示，山东教育厅发文，号召去边疆支教。我第一个报了名，并向领导表态，要用所学知识和本领感恩社会、支援边疆建设。

1982年盛夏，烈日炎炎，我随山东第四批援藏教学队（45人），告别家乡，告别父老乡亲，千里迢迢来到青藏高原。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走向高原，走进雪山。从拉萨、日喀则到江孜，一路风尘，抵达教学点—江孜县中学。

江孜县城海拔4050米，气候高寒缺氧，冬季风沙特别大，“山高不长草，风刮石头跑，一步三喘气，四季穿棉袄”是这里的真实写照。休整了个把月后我们开始投入工作。

江孜中学是一所全日制中学，周围五六个县的孩子都到这里上学，我们的任务是教学生、带老师。由于缺师资，教学队的同志既教高中又教初中。我教着初三和高三化学课程，另外辅导一位藏族教师。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西藏，经济落后，生活条件很差。没有蔬菜，大家把从老家带来的干菜泡开凑在一块做，没有食油、肉类，罐头、麦乳精等成为主打食品。到了冬季，供应的牛粪不够烧的，就到野外拾柴火补充。

在西藏江孜中学大门前留影（1983年）

我辅导的藏族老师叫西洛，毕业于拉萨师院。开始我接受任务时有点畏难，心想，人家是本科毕业，自己才是专科，怕带不了这个徒弟，弄不好还会影响藏汉关系。校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专门找我谈话，并鼓励我放下顾虑，正确对待。西洛老师人很好，朴实无华，勤奋好学。课堂上我讲她听，听完了她再讲我听；实验室里我手把手教，她认真仔细学；课后我们一起备课，相互学习。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就能独立上课、做实验了。看到西洛老师的进步，我从内心感到欣慰。

有一天，西洛老师提着一桶菜籽油来到我的宿舍，“格拉（藏语老师），你们教学队的供应少，我家的食油吃不了，这是一点心意”。当时，因为感动，想谢绝却说不出理由。从那以后，我更加珍惜藏汉之间的情谊，主动为师生着想，替学校分忧。高三毕业班的生物课一直没人教，校长打算聘请县医院的大夫来上课，知道这一情况后，我想，我是华东师大的生物函授生，何不为学校多分担点义务呢？便主动请缨，校长一听高兴地说：“我正为此犯愁呢，这下可帮大忙了。”就这样我把高三的生物课接下来，不仅为学校节约了经费，还为迎接高考解了燃眉之急。

在教学队和藏族师生的共同努力下，这届毕业生在高考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升学率达到了95%。两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短暂的，但我们却感受到了人生的价值，这段日子虽然艰苦，但大家心里充实，从心灵上得以净化，理想信念更加坚定。

听说教学队要走，藏族师生割舍不下，无奈，学校为此停了课，夹道欢送。我们找到校长恳求：“不要耽误孩子们的学习。”郑堆校长说：“就让他们送送吧，不然他们上课也不安心。”就这样孩子们用他们民族的崇高礼仪，献给教学队员们一条条洁白的哈达，把我们送到两华里外的江孜行车点。车子开动了，孩子们硬是把着车窗不让走，我们一边挥手告别，一边嘱咐司机开慢些，车子缓缓离去，孩子们潸然泪下，我们也禁不住哭……

修远

1984年7月，支教归来，正遇机构改革，组织上调我去区委宣传部工作。按规定离藏后休假半年，因工作需要，我只休了两个月就去了新岗位报到。从此，在宣传、乡镇、广电、旅游、档案、地方志等党委政府部门一干就是30多年。

2012年，我服从组织安排去了潍城区人文自然遗产开发利用促进会工作，是年，山东援藏研究会换届，我被省教育厅推荐，选任副会长（之前任常务理事5年）。

山东援藏研究会新当选领导（作者前二排右一）与西藏雪莲合唱团演员合影（2012年）

研究会是山东教育学会辖属的专业研究会，成立于1996年，20多年来为鲁藏教育事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肯定和好评。所以我愿加入，因我有雪域情深的经历。其中我担任主编的《珠穆朗玛作证》一书，在鲁藏教育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先后荣获山东省社科奖、山东省档案资源信息开发利用成果一等奖。2008年，研究会在青岛创办的山东教育援藏网站更是发挥了桥梁和媒介作用，为加强藏汉之间联系、沟通，特别是对涉藏大中专学校提供了很好的业务交流平台。

2012年，在我的倡议下，研究会还专门组织了一次西藏教育回访。我和当年援藏的老师一同走访了拉萨、日喀则的政府和一些学校，和藏族师生进行面对面交流，掌握了解了西藏教育的现状，随后组织大家与济南西藏中学、青岛经济学校（藏族班）开展了研讨活动，并参与编写了内地西藏班校本教材（此教材列入了山东省“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得到了省教科部门的认可。

这些年一路走来，风风雨雨，有成绩，有收获，但唯一没有遗憾，无怨无悔。我经常回母校走走，隔三差五的请教恩师，校领导于文书、化学系的迟玉华、程平基等老师给了我许多做人的教诲，在此一并感谢。

再过一年半载，我将正式退休。我想，党员没有退休证，作为77级大学生，是改革开放的大潮锻炼成就了我们这代人，理应继续奉献，传递正能量，给力于这个伟大的时代。弘扬长征精神，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续写新的篇章，创造新的辉煌。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最后用屈原《离骚》的这一诗句作为格言自勉。

祝祖国繁荣昌盛！祝鲁大明天更好！

与滕建刚（左一）在鲁大门前合影（2012年）

作者简介：徐文禮，男， 鲁东大学原烟台师范专科学校77级化学系学生。现任山东援藏研究会副会长，潍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