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宿舍。这不仅是因为她为我提供了栖身之所,使我有条件在胶东当时的最高学府——烟台师范专科学校,聆听恩师们传道、授业、解惑,她简直就是聚福屋,悦心亭,益智坛。她可亲可爱,富有魅力,所以请允许我称我的宿舍为“她”,而不是“它”。
我们的宿舍共住八个人,是二班的全体女生再加上来自一班的我和胥志英。宿舍东西两边各摆放着两张双层床,我们八个人就睡在这四张床上。小妹妹们睡上床,大姐姐们睡下床,大家互相谦让,没有谁去抢好位置,我是“把门将军”。南边横放着一张双层床,床头正对着屋门,床上放着八只箱子——纸箱、木箱、柳条箱。我们的衣物用品就放在各自的箱子里。床边和箱子的缝隙是我们放镜子、梳子等随手用品的地方。八个人用这点地方显然不够用,不过还有北边窄窄的窗台。我们的宿舍充其量有十八九平米。我们没有测量过,但可以清清楚楚地算出来。两张床的长度是四米,我的床头到门约六十公分,门的宽度是八十公分,再加上门枢边墙约二十公分,四项之和是五点六米,这是屋子从北到南的长度。东西的宽度不足三米半:两张床的宽度最多是一点八米,东西两排床之间的距离大约是一米五几——我双手平举,左右两手可以很轻松地同时摸到东西对着的两张床,这段距离大约等于我的身高。就是这小小的空间,却容纳了我们有序有趣的美好生活。
我们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地面每天扫两次,打扫完毕,直接把垃圾送出去,我们没有垃圾桶或垃圾袋,撮子和笤帚就放在门后,大家都很自觉地保洁。在这虽小却温馨干净的宿舍里,我们生活得很惬意。
下了晚自习,洗漱完毕,还有一个多小时,钻到被窝里,读读文学名著,那真是一种高级享受。有时候,某本书不容易借到,我们宿舍如果有谁借到了,大家就换着看,传着看。我们都像饥饿的牛,那书就像散发着浓郁香味的嫩草,我们个个都想饱餐一顿。宿舍统一熄灯。熄灯铃声响过十分钟,“啪”的一声灯就灭了。不过,我们并没有悄声入睡,躺在被窝里,叽叽喳喳,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或是白天课堂上的问题,或是文学作品中的内容,或是对社会上某种现象的看法。时间过得真快,我们正在讨论的兴头上,突然,一向沉默寡言的舍长于淑英,操着浓浓的牟平腔发话了:“十一点了,别说了。”宿舍马上就静了下来。
正在梦乡的我们被起床铃声唤醒了。我们迅速地翻身起床,从床底下端出昨天晚上准备好了的半盆水和放在盆中的盛满刷牙水的杯子,来到洗漱间洗漱。洗漱间并不是没有水,从南到北两排水龙头,水龙头多人更多,瞬间就挤满了人,因为一个楼层只有一个洗漱间,我们提前做好准备可以节约时间。洗漱完毕,我们到操场上跑几圈,然后在树荫下、冬青旁、石凳上或者坐在某个角落的石头上晨读。晨读的内容一般是安排背诵诗词篇章。这些地方常常被英语系的同学占满了,放眼望去,真有点遍地开花的样子。他们好像是把冬青们、石头们当作听众,大声地给它们演讲。我们如果把握不住自己的思绪,就会不自觉地当了他们的听众,自己的任务就完不成了。
别急,办法是有的,不久我们就开辟了“新疆”。不知是谁发现校园北边围墙有一个便门。出了便门,经过一片菜园,踩着用几块石头布成的小桥跨过小溪,沿着溪边的小路,朝着西北方向走,那里有一座小矮山,山脚下真是晨读的好地方。这段距离不远不近,正适合我们跑操。我们跑到山脚下,晨读二三十分钟,再跑回来,总共四五十分钟,健身、学习双收获,收获满满。这里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记忆,距今将近四十年了,当年的生活镜头还经常清清楚楚地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春天,当浅草才能没人脚的时候,我们的身影跃动在田间的小路上。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整齐碧绿的菜畦、绿油油的麦田和鲜花盛开的果树。空气清新,沁人心脾,令人心旷神怡。我们感觉每一寸土地都散发着芳香的味道。我们一行,尹翠娟常常跑在前面,她身轻如燕,我们都追不上她的脚步。跑到山脚下,舍友们的脸都红扑扑的,田埂上有几株桃树正在满树开花笑春风,这场景的确是“人面桃花相映红”啊!
开始晨读了,有时候我们进行背诵比赛。先个人诵读或默记一段,然后再互相检查一下效果。崔明芳背得真快,我惊奇地发现,她有特殊的背诵方式。她的脑子里好像有台照相机,哪句话,哪个字,甚至哪个标点符号,在哪一页的什么位置,她都能把它照下来。我是依照句子的逻辑关系来背诵的,看来人记忆的方式有很大差别。
秋冬季节,这里依然有趣,我们也几乎每晨必到。眼前的小桥、流水、人家,给我们的感觉是那么恬静。也有老树和枯藤,我们未见昏鸦。落光了叶子的树给我们的感觉是它在积蓄力量,待明春勃发。枯藤是在完成更新换代。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见到的是喷薄欲出的朝阳,此时即使看见夕阳,我们也会感觉“无限好”呢!眼前的景物与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我们的感觉却恰恰与他相反,怎么也体会不到他那种“断肠人在天涯”的孤寂与哀伤。
我们小小的宿舍凝聚着真诚而浓厚的友情。如果谁有个头疼脑热的,大家都能互相帮助。我们之间关系亲密得像亲姐妹一样,大家都能互相体谅,姐妹们的快乐就是自己的快乐。我们的宿舍曾经有一位“男士”在这里住过几天,他就是刘凤翠大姐四岁的儿子,这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快乐,和我们一起爬山,逛街,游戏。冷丽华的爱人(当时是恋爱对象,还没结婚)从威海赶来,带着自己的相机、胶卷,由冷丽华带领我们一大帮姐妹们到外面拍照,记录了我们的友谊,也记下了我们和这小男孩相处的美好时光。那时候的相机很珍贵,买胶卷、洗相片的价钱也不菲。
后来,我和崔明芳的哥哥谈恋爱了,毕业后我成了她的嫂子。那时候崔明芳的哥哥在工作之余到宿舍来看望我和他妹,他是在吃过晚饭的时候来,舍友们像迎接自己的亲人一样,把他迎接到屋里。刚刚坐定三五分钟,人小“鬼”大的小胖妞胥志英就嚷着“走了,走了,上晚自习了!”随着这少女圆润甜美的声音,宿舍里顿时就留下了我和我爱人。其实,还不到上晚自习的时间,平时我们还会在宿舍里再聊一阵。
七六级、七七级毕业了,学校的宿舍宽敞了,我们一班的六个女生能同住一个宿舍了,我们关系亲密是不言而喻的,在这里不赘述,只想谈谈我们的“宿舍论坛”。
说到“论坛”,我们设得到处都是,不放过任何一个交流的机会。比较典型的除了传统正规、目标明确、探幽发微的课堂论坛,还有比较随意的、有时候甚至有点离经叛道的“餐桌论坛”,还有我们可以说说悄悄话的“宿舍论坛”。先说说我们的“餐桌论坛”。
那时,全校的学生在一个大厅就餐,先由师傅们把饭菜分到每张餐桌,再由我们自己分到每个人的饭碗里。所以吃饭定桌定时,为我们讨论问题提供了便利。我们学习小组李世惠被分到本市(现在的芝罘区,当时市区只有这一个区)学生桌,他常常端着饭碗回到本组桌参加讨论。他是个排球健将,有时候甚至不顾刚刚在赛场上鏖战的疲劳。
现代汉语语法是我们讨论的话题之一。从大环境看,我们的大学时代是这门学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从小环境看,我们组从民办教师的岗位来“充电”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对这门课很重视、很较真。例如,按照我们当时教材的要求,“墙上雪白”是主谓句,谓语是形容词。而“墙上有画”和“墙上挂着钟”则是无主句,谓语是表存现的“有”,或者是其它一般动词。我们当时争论的焦点是有没有必要做这样的区分。如果着眼于“有”和“挂”的位置,就有必要做这样的区分。如果着眼于“墙上”,将其作为陈述对象,就没有必要区分。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甚至自己也难以做出抉择。在这种情况下,张炜提出了他个人的观点,他认为语法是用来规范语言的工具,学习语法知道个大概就行了,用不着那么细究,古代人没有语法,照样把话说得很好。我很赞同张炜的观点,但是我又无法不细究,因为当教师就要给学生分,那时的大考小考这方面的内容总是占有七八分,多者十几分。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我们毕业后十几年。我们当年的细究,使我们成了教研组里的权威,很多疑难问题可以在我们这里得到解决。
关于学习把什么摆在最重要的位置,我们也进行了一番讨论。
从学习《诗经·七月》起,我们掀起了一个又一个背诵的高潮。张炜对这种状态并不赞同,他认为学习的重点应当研究怎么来创造。他说:如果没有古人的创造,我们现在哪有文章可读?每一个时代都不能是空白,《小石潭记》用现在的眼光看,是一篇再普通不过的游记,但是它为什么能流传上千年而不衰呢?就是因为它代表了那个时代。张炜是个有思想的人,他有独立的见解,常常能高屋建瓴。他在校时就已经在创作了,发表了短篇小说《达达媳妇》。当时我在想,我们学习时间紧,任务重,他哪来的时间写作呢?毕业以后,大约在1990年左右,他连续发表了17篇短篇小说,其中12篇是在学校就读时创作的,这令我吃了一惊。他在“餐桌论坛”上发表自己观点的时候,就已经在文坛上耕耘许久了,早就在探索“怎么来创造”了。
回过头来再说说“宿舍论坛”。有些话题不便于在男同学面前说,我们就躲回宿舍里说。用现在的眼光看,真是没有什么可避讳的。
我们读到屈原《九歌·山鬼》的时候,对山鬼这个形象议论了一阵。乍一听“山鬼”这个名,觉得挺可怕的,可是,读了作品以后,觉得山鬼太可爱了。她含情流盼嫣然笑,温柔可爱相貌好。她披薜荔、石兰,以女萝、杜衡为带,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乘着奇异的挂着旌旗的车,带着随从,带上礼物——芳馨,兴冲冲去见自己的心上人。
我们认为山鬼是在为悦己者容,这是女性之常情,也是人性基本要素之一,值得肯定。我现在来谈这个问题,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很幼稚,可当时我们刚刚从混乱的思想中来,那时稍稍追求点美好的东西,就被扣上“资产阶级情调”的帽子,加以批判。
山鬼走过了崎岖的山路,经历了风雨交加的天气,她的心上人没能来赴约,她猜想可能是因为自己家远路险来晚了,或是恋人也在时时刻刻思念着她,却没有空闲时间来,她心甘情愿地安心等下去,她慨叹“岁既宴兮孰华予”。
对于山鬼的慨叹,我们也曾有一番感慨:女性的花季太短暂了,自己应该珍惜,最好在它还存在的时候,找到自己的归宿,拥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当时银幕上的榜样有《杜鹃山》中的柯湘、《海港》中的方海珍、《龙江颂》中的江水英,她们对社会的贡献是值得称颂的,但是我们看不到她们有家庭,如果她们没有家庭,那么,她们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山鬼没能见到她的恋人,令人遗憾,我们愿意相信有情人终成眷属。
在我们接触到的文学作品中,爱情悲剧太多了。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汉乐府中的焦仲卿与刘兰芝,世代传唱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等等。美好的爱情荡气回肠,悲惨的结局叫人痛惜不已。他们的爱情就像在夜空中划过的流星,虽然灿烂,却很短暂。如果灿烂必然伴随着短暂,那么我们宁愿现实生活不要灿烂。完美,谁都向往,但是月亮能有几时圆?极致,谁都期盼,但是,达到极致,就意味着要走向相反。接受不完美,安于平淡,那怕只有柴米油盐,只要真诚,就该到永远。
以上所说的爱情,有的毁于世仇,有的毁于权势。我们觉得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被毁,除了焦母和刘兄所代表的权势,还另有原因。“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由此可以推断刘兰芝嫁到焦家有些年数了吧!即使按照“共事二三年”的说法,时间也不算短了。怎么没见他们有孩子呢?焦母是不是因为这个说不出口的原因,千方百计刁难挑剔媳妇,找茬把她赶走?可悲的是焦母是个失败者,她不但没能换了媳妇得到孙子,连儿子也失去了。陆游的母亲与焦母有同样的行为,得到的结果却不一样。
我们读陆游的《钗头凤·红酥手》和唐婉的《钗头凤·世情薄》,可以清清楚楚感觉到这是用血泪写成的爱情悲歌。陆母为什么要下狠手将这对爱深情笃的夫妻拆散呢?像唐婉这样美丽多情的才女,可能不多见吧!如果唐婉没有诸多的好处,陆母当初也不可能选她做儿媳,更何况唐婉是她哥哥或弟弟的女儿,休了唐婉还不得得罪娘家一大片?得罪了娘家可是不小的损失,她为什么执意要这么做?是不是不这么做还有更大的损失呢?有什么损失比这更大呢?所以我们猜测可能是陆游和唐婉没有生育孩子。在封建社会里,让一个母亲接受儿子断后的现实,很难。陆游到了风烛残年的时候,嘱咐儿子“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令人欣慰的是他有“儿”可“示”,不知陆游此时对他母亲当年的行为作何感想。
孩子是女性永恒的“课题”,怎么教育孩子是永远做不完的“作业”。我们宿舍这几个女生在勤奋地研究这道作业题。原学娥大姐和我都是从民办教师的岗位上来,我们常常在一起谈论怎么管理学生,小妹妹们也时常插上几句,我们有时候还回忆起自己的成长过程中,老师或父母哪些言行对孩子的成长起到积极作用,又有哪些言行是不妥的,需要我们引以为戒。我们的观点之一是“一千个否定不如一个肯定”。在毕业后的教学实践中,在自己做了母亲后的育儿过程中,我都把这一点作为原则。我的体会是:如果对孩子否定太多,他会对自己失去信心;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失去信心,他就不会有任何积极的行为。否定只能阻止人去做什么,而不能教会人去做什么。孩子是生机勃勃的,他们不能这不做,那不做。调皮捣蛋的学生经历的批评很多,对批评很麻木,很严厉的批评对他们也难以奏效,如果瞅准了他们有什么优点,在适当的时候很客观地加以表扬,使他们真正意识到这确实是他们自己的长处,长此以往,他们就对自己有信心了,就会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就有了前进的内动力。
在校就读时,原学娥大姐就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我们常常听她的育儿经。她谈到带着四岁的儿子到沙滩玩建城堡的游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没有教给孩子这里建什么,那里建什么,而常用一句话是“这可怎么办啊,妈妈不会了”。如果孩子建了一排楼房,楼房前建了一个大湖泊,她也不说:“错啦,这里应该是一条马路。”而是说:“哎呀,妈妈怎么回家啊?”她让孩子去想办法。孩子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例如架座桥,弄条船,让一只大鸟把妈妈驮回家等等。
事后我想,原大姐不正是灵活实践了孟老夫子“引而不发”的教育理念吗?“引而不发”可以调动孩子思维的积极性,激发孩子潜在的能量,往往可以收获到“跃如也”的效果,而不仅仅是复制一个“我”,这大概是培养孩子创造能力的有效途经吧!后来我知道原大姐的教育很成功,她把儿子培养成优秀的医科博士。
我们小小的宿舍,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它带给我许多快乐,丰富了我的内心世界,我这里作点滴回忆,和大家分享。顺便再和大家分享我们一班女生的两张合影,这是王涛的妈妈带来的相机,给我们记下了美好的时光。当时我们还吃了王妈妈带来的莱阳梨,那梨甜脆爽口,让人至今回味无穷。
左起:于新媛、孙建敏、李培美 左起:原学娥、胥志英、孙建敏
于玉波、胥志英、原学娥 于玉波、李培美、于新媛
作者简介:于新媛,鲁东大学原烟台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78级1班学生,退休前任教于烟台三中,中学高级教师。